也就在政府有形的大手强力推动珠海前进之际，深圳却在无形的手的指挥下，走出了另一条路径。

  和珠海一样，深圳同样是国家意志的产物，但是在初办特区之时，名气和GDP都不如珠海，更不如汕头，所以是条件最差的一个特区，当时都没有人愿意来。

  1997年就从内地来到深圳当记者的朋友老徐了解到，当年深圳属于广东省惠阳地区，很多当地干部对深圳并不待见，纷纷要求调回，不愿留在深圳。

  “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干部更不愿意来，来了也是当下派任务，还是呆在广州，期满就回去。”

  倒是那些基建工程兵不觉得苦，而电子工业部则因为有公司在对岸香港而相对积极。它可以组织全国各地的电子厂到深圳设立窗口，和香港公司对接。

  所以在深圳市于1979年一成立就来建厂的，是电子工业部在广州和韶山的750厂，也就是今天的华强电子。它们选择的落脚点，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华强北，当年还是一个到处有着芦苇荡的地方，麻雀比人还多。

  这年底南京电子厂715厂来深圳建厂，成立爱华电子——它主打收录机，爱华随身听曾风靡全国。和它相类似的还有香港商人和深圳工业局在华强北建成的新华电子厂。同年，来深圳建厂的还有中航公司，它做的是电脑。

  正是以军工企业为龙头，深圳将全国各地的电子企业汇聚在华强北以及整个深圳的旗下，并从组装收录机和彩电起步，一步步地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终于在VCD和DVD制造上就此崛起，带动了龙岗和宝安以及东莞电子业的腾飞。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正因为“深圳人少，政府很小，官员不多”，所以深圳到今天都是小政府大社会、大企业。别看深圳GDP比一般的省份都要大，“前些年官员、公务员数量跟内地一个县差不多，最近多了，但也比内地一个地级市城市要少。”

  这也让市场成为深圳发育并成型的最大动因，而政府相比内地，更具有服务意识。更重要的是，在1998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就来到深圳的孙俊柏看来，“在这里只要你努力奋斗就一定会有好的回报。”

  特区特殊的政策，以奋斗者为本，加上时尚的电子科技类产品的兴起，让没什么资源的深圳，在口口相传中，吸引了无数的创业者。

  如果说珠海靠重奖吸引科学技术人才，深圳则通过内生的张力，让人成为这个城市的拥趸。相比而言，这种相爱更忠诚，更有催化力。这也逐步推动包容和创新，成了深圳始终鲜明的城市精神。

  这种精神也体现在蛇口的创建上。其位于深圳的南头半岛，和距离香港最近的罗湖一东一西。最为著名的深南大道，便串联起了华强北和蛇口，像一条扁担挑起了深圳的过往及今天。

  不说蛇口的各种改革：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冻结原有级别、工资等级，实行聘用制；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第一个实现住房商品化……单提它打出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让全国震惊。当初刚随父母初来乍到的马化腾便惊住了，“这是当年中国整个政治经济环境下不可能听到的大胆想法，但又像夜幕中的一道闪电、春天里的一声惊雷，时不我待，深圳从此成为全国的创业热土。”

  几乎是同年，1942年生人，祖籍汕头潮南成田镇家美村（现为家美社区），和马化腾家族供奉同一个开基祖祠——位于潮阳和平的港美马氏大宗祠的马介璋，也开始将眼光投向了深圳。

  在此之前，这个出生在贫苦人家，7岁便随父母南下香港定居的潮汕人，在多年打拼之后，成了著名的成衣制造商。1984年，他回到了阔别30多年的故土。

  除了捐资100万港元，为老家修路办自来水厂建设学校之后，他还在深圳南头以500万港元收购了一家简陋的制衣厂，并数次增资改造，建成了一家现代化制衣厂——在成为深港经济合作的成功典范的同时，蒸蒸日上的深圳，以及其背后所依的广袤内地，也让他更上一步，终成“香港牛仔裤大王”。

  老徐就多次采访过马介璋，对他的锐意奋进以及回报家乡，十分尊敬，更对他的另一手功夫推崇备至，那就是潮汕人所独有的餐饮绝活。我们今天吃到的潮汕菜，并不是来自本土，而是兴起于香港。它背后的推手，正是马介璋。

  他曾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家佳宁娜大酒楼，高薪礼聘名厨主理，将潮州菜肴的“色、香、味、形、器”五大要素推向了极致的同时，更抚慰了在外游子的乡愁。日后，他又将佳宁娜开到了深圳。

  对马介璋的这段历史我也很感兴趣。因为在我看来，他回深圳投资无疑反映了两个与深圳有关的重要镜像。做酒店反映了深圳的经济正蓬勃向上，逐渐出现了高档消费；而投资制衣厂，则反映了深圳在面对实业时，并不像珠海那样拒绝“三来一补”，相反的是给与热情拥抱。

  这种热情还表现在以“三天一层楼”速度建成的国贸大厦上，它成为深圳外贸加工的代名词。

  这种三来一补带来的好处是，它符合中国刚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的国情，能有效聚集大量产业工人。当人和产业开始兴盛之后，土地和房地产开发也依次展开。这种循序渐进的发展城镇化，显然让深圳比珠海少背负了很多压力。更重要的是，它让同样一穷二白的深圳有了产业基础。

  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深圳逐步完成国产化替代，并在1991年选择电子信息产业为突破方向，开始了二次创业，并持续往产业的纵深挺进，最终成就了今日的深圳。

  某种意义，正是被身边深圳日新月异的刺激，梁广大才决定在市区还没完全搞好的当时，唤醒珠海西部。

  但问题是，珠海所选择的由政府主导国企操作的建设模式，虽然在前期，因为大工程、大项目、大投资，显得很网红很气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入，政府介入得越深，不仅占用过多的资源，效率低下不说，还挤占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让社会底层的创新思维很难有突破的机会。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直接越过“三来一补”的原始积累，全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无疑是另一种“大冒进”。

  更要命的是，这种负债投资，不仅让珠海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毕竟借水还油是很诱人，但这里面的利息的确有点大。还有就是，搞大基建、大工程没问题，但一不留神，就容易变得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结果，本意是改变珠海形象的工程，变成走歪了的“形象工程”。

  早期的史玉柱便是这样一点一点被拖垮掉的。1992年跨城而至的他，为珠海青眼有加。很快他就获得了珠海市科技特等奖的奖励，奖品是63万现金，一套100平方的房子，和奥迪100轿车。

  打算在这里长期立足的他，准备建一栋18层的自用办公楼，结果在全国一片房地产热的刺激下，“年轻气盛”的巨人也不走寻常路，想一口吃成胖子，所以将大厦从18层增至38层。

  珠海此时又建议巨人不如就此为当地建一座标志性大厦，于是，巨人的预案一变再变，从38到54、64，最后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70多层，成为当时设计中的“中国第一高楼”。

  与此同时，预算也从当初的2亿增至12亿。1997年，巨人因资金链断裂，只建了3层便成了“烂尾楼”，同时巨人用来做市场的钱也被耗光。

  除了“冒进”本身就很害人之外，其面临的政策风险，也非常容易让人万劫不复。1990年代初期的房地产过热，给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波动，让国家毅然选择了宏观调控。

  正拉开手脚大干一场的珠海，冷风尽吹：广珠铁路1993年获批立项，却经历停工、复工及方案变更的波折；梁广大所期盼的伶仃洋大桥，虽然在1997年立项，但终因牵涉面太多加上技术、经济条件有限而功亏一篑……它也成为了珠海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左右为难的一个无奈缩影。

  与此同时，三灶镇也留下了一副烂摊子，很多人被套在里面，债务缠身，不要指望借水还油，能回收半杯水都是好的了，而所建的机场，最后也是由国家兜底。

  1998年，在珠海足足干了16个春秋的梁广大卸任珠海市市委书记。此时的珠海已欠债60多个亿。尽管争议缠身，但必须得说，作为其时中国经济特区任职时间最长的行政官员，梁广大深刻地改变了珠海。

  这一年，珠海的GDP为263.50亿元，比起只有41.18亿元的1990年，聊可欣慰。但横向比较，1990年只有171.6665亿元的深圳，在1996年就已跨过了千亿的红线”变得不免有些难堪。

  陈小瑛，《珠海30年发展特慢饱受非议甚至比不上中山东莞》，《华夏时报》；

  郑佳欣工作室，《珠三角观察从雷军史玉柱说起，珠海“92黄金一代”今安在？》，南方号；

  《求伯君、雷军、史玉柱、董明珠、黄章…重温珠海“92黄金一代”》，氧分子网；

  《沧桑巨变 从偏僻小岛到“亿吨大港” 育新机开新局 千亿高栏再出发》，《南方都市报》；

  李剑辉、肖意、秦小艳、陈智军、吴绪山，《特区40年汕头市委书记马文田：对接“双区”建设 加快融“湾”联“带” 推进深汕深度协作协同发展》，澎湃新闻；

  采写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发现上海1840-1949》、《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商帮系列）；《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企业官方传记系列）；《紫菜爸爸》（人物传记系列）；以及《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城市发现系列）等十数部作品，并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

  2017年，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根据《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拍摄制作了五集纪录片。2019年，“吾球商业地理”参与吴晓波频道的12集纪录片《地标70年》的拍摄合作，通过12个中国地标见证新中国70年的风雨历程！此外，“吾球商业地理”在2018年以及2019年两度荣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年度十大壹点号”称号）